五師兄字

昔日情懷

先前在這裡轉貼過沈旭暉那篇《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當時我說過我其實不太看得懂沈旭暉所引的理論。及後再讀到很多相關的評論，包括呂大樂自己回應的那篇《我的「昔日情懷」》，就發覺其實追蹤這些討論的要旨往往並不需要去到明白各人所提出的每一個細節的地步，反而更重要的，是讓其啟發自己的思維空間。

如硬要說內容的比拼，呂大樂是在說甚麼是「應該不應該」，而沈旭暉卻在用他引的理論去說明「如何解讀這現實」。呂大樂的回應卻又回到他那「應該不應該」的地方去。有點牛頭不搭馬嘴。但若抽離一點來看（註一），我想到的是，雖然沈旭暉那篇文章無疑是有點玩野成份，拋書包之餘亦口不對心──說如何尊敬呂老云云。但這卻有意無意間，引出呂大樂以帶點發脾氣的態度來回應（註二），而且再一次讓他圍繞著自己原本的「情懷」來打轉。這效果卻使我更感受到沈旭暉所指出的對立狀況和不同世代的人之間的代溝（註三）。

其中一個例子，是呂大樂說：「假如當晚發生的是由親中和建制派搞出來一模一樣的行動，來衝擊一個以泛民為大多數的議會，我可以接受嗎？我的答案是否定的。」這句話出自他口中，其實本來很合邏輯，因為他不接受任何人衝擊議會。

問題是他說這問題有何意義？我看下去才明白。原來他是想說：「假如我認為當晚所發生的一切行動均可接受，那麼我也應該認為政敵以同樣方式來衝擊自己支持的議會是可以接受的事情。」噢！原來他假設接受親中和建制派主導的議會被衝擊的人卻會否定泛民主導的議會被衝擊。為甚麼會有這樣的假設呢？是否他一方面說大家不應以意識形態來導引行為，但同時卻早已以別人的意識形態來作標籤，然後將整個運動定性為一個反對派為了反建制而作出的行為嗎？為甚麼要忽略行動背後的實質意義，而將其簡化為二元的抗爭？唉，這不就是沈旭暉一直在說的事嗎？

然後，他續說：「規範保護敵人，但也保護我們自己。若然今天我們輕易放棄，日後給人運用來對付自己所支持的議會時，將後悔不已。」嘿，這句再一次說明沈旭暉所說的代溝。如果議會內的人不在反映民意，那無論他們是親中、泛民還是建制派，總會有人走出來為此發聲，那又有甚麼問題？相信現在參與行動的人也沒有說過如果（竟然）會換了議會代表派系比例後，大家就會放棄監察這議會。而只要一日沒有普選，總有人仍會千方百計用政制設計以外的方法去向議會/議員表達意見。這可能不是呂大樂昔日情懷中所含的處事態度，但卻可能是沈旭暉想指出的現實世界。

註一：
也沒法不抽離，因為留在當中也看不懂那些理論。

註二：
例如，在他《我的「昔日情懷」》中，有如下的回應~
「…… 撰文指出本人舊思維、舊框條的落後，當然有值得參考之處 ……」
「…… 讀畢全文，深覺淺白的文字和平易近人的分析概念之可貴 ……」
「…… 文中五大要點，乃新近學術發展情報，眼界大開之餘，暫時仍然未能充分咀嚼出其中相關的地方 ……」
「…… 這就是我的『昔日情懷』，而沈君應是難以明白的 ……」

註三：
就當沈旭暉真的是一個輕挑、浮誇、博眼球、以下犯上、扮高深、甚至語無倫次的人，而且手法不討好。但他所指出的那個關於「代溝」的結論卻是事實，而且呂大樂正正就在他的回應中將這一點表露無遺！

不過，我認為，「代溝」只是指兩代人因價值觀念、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等方面的不同而帶來的思想與行的差異和衝突，並不自動說明誰比誰更優越。雖然，沈旭暉在努力說明呂大樂解讀世情的思想已經過時，而呂大樂卻不斷在強調他的保守取態才是較好的選擇，但始終這也是源於大家在說不同的事：沈在說呂的思想框條過時，但呂卻在說做大事應有的原則與態度……

【轉貼】沈旭暉：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

小弟才疏學淺，孤陋寡聞，未夠水平看得明沈旭暉說的是甚麼（如建構主義、民主中介論等名詞），亦未曾讀過呂大樂那薄薄的《四代香港人》。我只知道沈旭暉這篇文寫的東西聽落很合我脾胃，故特此轉貼，方便自己日後不時複習；也以此鼓勵自己，繼續為自己那「接受新學術訓練而在當漂流講師、非高級導師、副學士老師、研究助理等恆河沙數的第四代學人」身份打打氣！

周日話題﹕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 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 (2010年1月31日 星期日明報)

【明報．周日話題】呂大樂教授是我十分尊敬的長輩，也是牛津大學的師兄，無論是學術還是道德水平，都是香港學界頂尖人選，我們尊之為呂老。但呂老近一年來的文章，讓不少身邊的青年學者、學生、朋友感到鬱悶，這主要還不是立場問題，背後其實是上一代學者忽略新興社會科學方法論，只使用陳年研究框架的根本問題。

呂老發表《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一文後，一些學術和媒體朋友說反正我將到美國短期訪問而暫不會遇見他，要我從純方法論角度回應，因為我們有責任讓大眾明白學術新思維，以免社會繼續以被淘汰的研究框架閱讀明天。其實呂老的同輩曾不斷跟我說，他們出道時，最喜歡以更上一代的劉兆佳教授為學術稻草人，否則社會不會進步，我深信謙謙君子的他不會介懷理性討論。

作為呂老筆下的第四代，我嘗試從上文歸納五點，帶出五個其實不算新的理論，說明兩代學者做學問的分別。政府忽然關注青年議題，固然很好，但假如繼續以舊思維、舊框條、舊人物閱讀新世界，只延攬更多上一代學者當幕僚，或安排上一代思維持有者化妝易容，是不可能明白問題所在的。

1．建構主義﹕

不存在「衝擊Vs被衝擊」

呂老說，「規範與秩序並不只是一方的壓迫工具，它同時也保障到另一方。它不單只會束縛我們，而是也可限制反對我們的人。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大家都要付出很大代價。」

在八十年代，這樣說是勉強可以的，但自從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被Alexander Wendt等學者普及，學界基本上已認同了「規範建構」本身是每一刻都在改變的概念，也就是推翻了從前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說的規範靜止不變。建構主義者認為，結構主義強調的僵硬物質結構和「工具理性」，無法解釋冷戰結束及其後一系列變化，這些變化都帶著濃厚的「價值理性」成分，所以社會現實是由不同個體和群體互動中「建構」出來的，只要我們對自身和外界認知發生變化，社會現實也會隨之變化。呂老論點停留在典型的靜態結構理論，然而在近月香港社會運動中，從來沒有人要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只是有人要建構新規範與秩序，而每一代人都在建構自己的規範倫理，從而希望「保障到另一方」，今天呂老接受的規範，就不是呂老上代人接受的規範。「衝擊Vs被衝擊」這個二元對立，早已過時二十年。

2．民主中介論﹕

不存在「議會民主Vs直接民主」

呂老說，「追求真民主的人，既以民主過程來爭取達成目標，亦接受民主程序、規範對自己的約束。」

這句話在八十年代也是主流，當時既沒有什麼建構主義，也沒有發展多元的民主化理論。社會大眾不一定認同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等左翼學者那些通過抗爭爭取民主的基進理論，但也應參考近二十年大行其道的「民主中介論」，對此Richard Gunther、José Ramón Montero和Hans-Jürgen Puhle 合編的Democracy, Intermediation and Voting on Four Continents值得一讀。根據這理論，就是進行議會民主的國家，也已「接受一套新的民主程序、規範約束」，這套程序和規範就是「民主政治中介體」（Democratic Political Intermediation）的出現，這些中介除了大家熟悉的媒體，還有政黨、公民社會、網絡動員等「次生組織」，和以個人關係為主的「原生社交網絡」。上述研究涵蓋了主要洲份的民主經驗，驗證了當代議會民主何以必須經過中介體修正其程序和規範這定律；月前青年運動的動員模式，不過代表新興中介體之一。「議會Vs直接民主」這個二元對立，也過時二十年。

3．虛擬公共空間﹕

不存在「媒體報道Vs事實真相」

呂老說，「現實世界很殘酷，只要新聞鏡頭所見的情况並非虛構，社會便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而從他談及「所謂八十後或自發網民的一番熱誠與理想」的思路可見，在他眼中，「新聞鏡頭」和足以動員「自發網民」的互聯網是同級別的傳訊工具，由於他相信大眾媒體威力，自然不相信自發網民步向主流。

上述理論放在八十年代又是真理，但當互聯網出現，Henry Jenkins等西方社科學者早集中研究新媒體產生的新公民身分、公共空間、新民主和新社群，但香港學者除了勸說要讓世代對話取代對抗（這裏的世代又是靜止概念），就鮮有深化討論。究竟什麼是政治社會理論的互聯網公共空間？這裏我引一段Roundtable刊物《META》總編輯八十後李祖喬的分析﹕「互聯網不是一種科技，而是整套消費知識和建立價值的模式。互聯網幫助我們認清許多從前種下的刻板印象，而不是停留在電視畫面和報章頭條的sound-bite。我們認清許多自稱代表「中央」的人，跟我們在互聯網上認識的『中國』彷彿是兩碼子事；許多自稱代表『香港』的人，根本就只是坐在小小的辦公室，遠眺維港，卻自以為掌握小民生活。『八十後』一出生，便是在這樣的環境認識世界。」換句話說，就是「新聞鏡頭所見的情况並非虛構」，互聯網影響下成長的社會並不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恰恰相反，由於互聯網不止是傳訊工具，也是產生新規範的有機體，八十後對新聞鏡頭先天抗拒，而總有一天，他們會成為社會主流。「媒體報道Vs事實真相」這個二元對立，同樣過時二十年。

4．後現代論述分析﹕

不存在「激進Vs保守」

呂老說，「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只是將參與者推向過激行動的邊緣，而不是真正分擔風險的同路人。」

這句話在剛度過文革、Hippies時代的八十年代會有相當共鳴，當時習慣了以「激進」和「保守」相抗，但自從後現代主義衍生的「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方法論興起，一切又已改變。「論述分析」通過文本解讀分析表面文字以外的分布和含義，西方已生產出不同電腦程序予研究員使用，我常推薦Christopher Hughes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文本分析，他發現內地網民強烈愛國的背後，不少文字隱藏對政權的質疑，那也是我從前博士論文的方法論之一。對支持反高鐵的「廉價掌聲」作文本分析，我們輕易發現嘉許其「過激行動」的極少，質疑中港融合的也不多，主要都是對可持續發展、保育等概念持肯定觀點的人。假如不作研究，單觀看新聞畫面，根據呂老的邏輯，同樣可以得出「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其實是在支持胡錦濤 的科學發展觀和曾蔭權 的進步發展觀的同路人」這樣相反的結論。以簡單形象推論「激進Vs保守」這個二元對立，亦過時二十年。

5．細胞組織理論﹕

不存在「責任組織Vs不負責組織」

呂老說，「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假如大會不阻止所謂一時衝動的爆發，也就基本上認同了這種行動。」

在列寧式政黨還大行其道的八十年代，這樣說沒人多少人質疑，但在組織模式經過重重革命的全球化時代，前論彷彿古聲。筆者由於研究恐怖主義，閱讀了不少細胞組織理論，無論理論怎麼說，關鍵是今天的「大會」已被社會賦予新角色﹕哪怕那「大會」是拉登的蓋達，也只是負責建構鬆散的共同價值和身分認同，而不會、也沒有能力控制他號召出來的人；弔詭地，正因為這些成員有如此高的自主性，「大會」的行動看來才這麼成功。九一一 後的蓋達十年迷思，核實了上述模型的成效，這是我設計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時堅持要放進大綱的內容。要是我們不認為這模式與香港具可比性，還可參考美國總統奧巴馬 的選舉工程。Facebook創辦人之一的Chris Hughes（與上述提及的學者Christopher Hughes不是同一人）是奧巴馬好友，協助其網絡競選，策略之一是決定開放其官方網站，讓任何人都可以通過《奧巴馬網站》自行舉辦活動，這在希拉里和麥凱恩的網站上是不允許的，因為後者的競選經理都是老一代人，相信「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一類老觀念。奧巴馬的成功，印證了「責任組織Vs不負責組織」這個二元對立，也過時二十年。

說到組織，Roundtable數字上說可以說有數千會員，但使用的也只能是上述模式而已，而事實上，呂老主持的新力量網絡雖是以十數人為班子的傳統網絡，還不是使用同一模式為其前任主席史泰祖伙拍葉劉淑儀競選，成了組織內的「百分之二」，對此呂老也是不能預防的，似乎他也沒有「基本上認同這種行動」。起碼在當時。

《四代香港人》激起社會廣泛討論，這是難得香港學者發揮應有功用的契機。可惜呂老作為第二代學者，使用第二代方法論撰寫評論第四代的文章，導致結論充滿不必要的二元對立思維，才令社會引起一些誤會。第四代可不是這樣的。不久前，Roundtable和中聯辦 合作組織了一個國家行政學院的培訓課程，作為團長的我觀察所及，不少學員在課程中提問極盡尖銳，回港繼續參與社會運動，在他們的觀念，中港融合、參與社會、支持或反對政府一類問題從不是零和遊戲，沒有根本衝突，支持政改方案的不一定支持高鐵，支持五區總辭的不一定反對高鐵。當中聯辦也有這樣的胸襟，上一代學者隨手捻來的舊框架卻得出二元結論，教人感慨。

我們都是《四代香港人》忠實讀者，知道呂老一度表示「作者已死」，謝絕相關論壇和公眾論述，感到十分可惜，也十分悲壯；近月喜見作者復活，名正言順以「四代香港人作者」身分評論第四代，有報道說還被特區政府 中央政策組 委託研究第四代，身旁那些接受新學術訓練而在當漂流講師、非高級導師、副學士老師、研究助理等恆河沙數的第四代學人，卻未免百感交集。我們讀書時，入門課教導我們說社會科學有若干基本研究範式，例如制度、性別、個人理性、行為規範、價值規範、論述等；《四代香港人》通過制度範式解釋世代論，作者最後卻以價值範式評論下一代，這樣的轉折，作為後輩的我不願說長者屈機，只能說，感到略不自在。忽然，想起《走向共和》的李鴻章和梁啟超有這樣的對話﹕時為八國聯軍入京後，梁啟超對李鴻章說，你有上中下三策可選擇，上乃改弦易轍，中乃劃江自保，下乃奉詔救駕，其實是在試探他思維的新與舊。李鴻章睿智又無奈地說，「一輩人一輩事，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還是得上京救駕。」呂老和《走向共和》的李老都是慈祥長者，也許作出了同一時代選擇，一輩人一輩事，說到底，我由衷尊敬呂大樂教授。

（作者為﹕Roundtable理事會主席．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統籌及客席副教授．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訪問學人）

仍未明白

我不愛鑽沉默螺旋，我會看完立法會文件才說撥款草率，我也會看不同界別的報紙去看各方的立場。但雖然看得濫，仍會有自己的立場。例如，今天在東方日報讀到一篇《笑罵由我：為八十後進一言》的文，便不禁要再一次說三道四幾句。

作者黎先生說「『八十後』在高鐵抗爭後，可能發展成為一股新的社運力量…… 從抗爭的現場來看，真正衝動的只是極少數…… 所以不能一提到『八十後』就好像個個都很激進暴力。其實『八十後』與成年人一樣，衝動暴力的只是極少數，這是一個基本判斷。」

唉！都說過「直至現在，我相信很多人仍未明白整件事的本質」。第一，究竟誰是『八十後』？所有現在二十歲至三十歲的人全是八十年代出世。他們全都是一種人嗎？用生肖來估性格已夠籠統，現在更要說到同一個十年出生的幾十萬人都是同一種人？（如左下圖這幾位就一定唔會認同你這分類！）

第二，好了，就算我當你說的所謂「八十後」只是一個特別稱呼來形容近日走出來的一群年青人，那要預設命題是「提到『八十後』就好像個個都很激進暴力」，那這命題本身已有問題。原來大部份人都以為這群年青人個個都很激進暴力的嗎？所以你要代他們澄清？還是只是自己想當然？我相信是後者。因為第三，之後全文最長那段黎先生用了相當的篇幅來說明暴力如何不好。剛說完他們其實不暴力，為何又要花時限去勸說暴力之害？

之後，黎先生說：「香港是自由社會，衝鐵馬也不能算甚麼大罪行，但問題是行動是否有建設性，如果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反倒製造出更多問題，那這種行動便應受質疑。」但，他們的行動是在發聲，讓公眾更了解更留意。這不算有建設性麼？他們想參與討論，但對話卻沒有發生。那使行動「無助於問題的解決」要算是誰的行為的結果？坦白說，如要算到當時能真正有實際行動的，可能就是在立法會被指在拉布的議員，因為他們在幫忙問問題，與及在立法會指摘對頭人拉布的議員，因為他們在幫政府護航。

到最後，黎先生說：「『八十後』應自覺檢討組織與行動策略，如果不準備小打小鬧，而要長期問政，就要有綱領、有組織、有策略，那才是長遠之計。」唉！都說過，「有綱領有組織」正正就是舊世界思維。他們之所以能聚在一起行動，就是因為他們是「自組織」（友人說這是「野貓」）的個體戶！而這也正是他們可貴之處啊！

其實黎先生說的是主流思想嗎？如果是，那還好，起碼我慢慢對此有更深切的了解，也順便再次幫我認定自己不是一個主流香港人。

Picture Sources:
Hoi Dick’s Flickr
Financial Secretary — My Blog

核心價值

甚麼是「香港社會核心價值」？甚麼是香港的「主流民意」？我不是主流的香港人，所以我不知道。

我的主觀思維是一向以為香港多年來賴以繁榮、進步的核心價值是自由、專業、透明度高、靈活創新、轉數快、觀察力強、視野廣闊、肯接受新事物、多元多變，能將不同文化和取向共冶一爐而從中不斷創出新天地。加上高度物質主義和政治冷感，香港能火速於短短幾十年由小小漁港發展成一個國際級城市。

在這個清單上，其實我沒有加上法治、人權、和諧、公平、民主等等。因為一來我又真的不覺得它們的存在比上面列出的那些更明顯，二來我必須承認我覺得香港是一個經濟主導的城市，所以一切有利營商環境的條件便是香港的普遍核心價值。香港的成功，是因為大眾都會為大眾的生計/發達而奮鬥，但同時又懂得不會過份損害附近的人的利益（因為這樣大家才會長期有錢賺）。

我不是在說這是對與錯。我只是指出這是一個現實。過去幾十年普遍香港人一向不大理會警權，不參與政治，不談論人權，不重視福利，不管甚麼是和諧等等，因為這與經濟活動無關。現在我們回歸了，公民意識下要加強「和諧」（註一）「中國人」「愛國」等的概念，是新的。同時，「個人主義」、「人權」、「民主」等議題就像是有個平衡這個社會的責任一樣，在「和諧」的對頭長大。其實這些「價值」本來並不是相對的，但奈何命題「和諧」的是當權者，那一切對當權者有意見的便是「反和諧」。而如果「民主」是要還政於民，那就更是與當權者打對台，更是「反和諧」的表表者。

問題是，從何時香港人變得喜歡「和諧」呢？如我上面所說，香港人不是一向喜歡動感世界嗎，在變化中尋找機會不是香港人的長處嗎？和諧能成為「香港社會核心價值」，是既得利益者想保護現有利益，還是社會已失去了創意和衝勁？

曾蔭權表示：「部分反對高鐵的示威者衝擊立法會的行為，違背香港社會核心價值、法治精神及整體利益，政府和廣大市民絕不會接受。」但社會能容納不同人士擁有並自由表達意見，這又本來是否香港社會核心價值？為甚麼曾先生不予表揚？反過來說，如果有天全體香港人真的團結起來一致支持政府的每項政策，那又是否我們樂意見到的香港社會核心價值？

我仍相信，有辯論有交流甚至有衝突有火花才有進步（註二）。不過我早已承認我不是主流香港人。村上春樹說過：『「在一座堅固的高牆，和一顆撞到高牆而破碎的蛋之間，我永遠站在蛋的這一邊」無論那座牆多麼有正當性，蛋多麼不具正當性，我也是站在蛋的這一邊。正不正當，由誰來決定呢？恐怕是時間和歷史吧。』但願如果香港真的有一個普遍認同的核心價值，我希望是一個沒有這幅牆的社會，大小蛋蛋們可以愉快和自由地在交流和切磋。奈何要拆牆，還看當權者（是基建項目嘛！ =p ）。

（註一）
我這裡的「和諧」並不是指和平、仁愛、反暴力這些人性的基本要求，而是指「一團和氣」「息事寧人」「沒有爭拗」「擁護主流思想」等等，與「多元」某程度是相對的。

（註二）
有人亦會說討論太多，已被「反對派」（泛民主派）騎劫。但一來其實所有陣營都非常政治化，不只是泛民。只不過建制派將其立場粉飾為支持政府，泛民將其立場粉飾為反對政府。二來，政治化的議題也是討論的一種。就像律師在法院辯論，討論程序全都是經過策略計算，但不等於討論過程沒有意義！

Source of photo: http://www.news.gov.hk/

為反對「反對」而支持

直至現在，我相信很多人仍未明白整件事的本質。

反對的「那一邊」其實並不是「一邊」。那是無數不同種類思想的人獨立地走在一起。例如有人會全情反對高鐵，因為認為沒有必要建。有人會覺得用高鐵連貫四縱四橫是一件好事，但可以不用花這麼多錢。有人純粹不認同為了經濟效益而去犧牲像菜園村人士的家園。說是「純粹」也有點不當，因為相信沒有一個人只會「純粹」以一個單一的信念去「反高鐵」。

反對聲言有多種不同原因，是正常的。以前在抗爭中不常見，因為以前圍立法會的，都是由政黨牽頭。例如切膚之痛如雷曼事件，事主也只是跟各大政黨的大隊，用政黨預先安排好的標語/橫額來示威。「訴求」當然會是清晰和單一，因為那是預先寫好的劇本。但今次反高鐵事件中，反對聲言沒有單一領袖，沒有統一口徑。因為這是真正發自個人的行動。

這樣的行動，就算如某記者所言真的有「暴徒」出現，那又如何？那「暴徒」，也只是在代表他/她自己。用一個例子來嘗試定性整件事是非常之懶惰和「舊世界」的方法。不過，畢竟要傳媒和舊世界人士不去用「分類」/「標籤」來將人和事簡單化來理解和報導實在是強他們所難。很多人慣了本身有些既定的立場，然後再在眾多事件中找些與自己立場相乎的事件來支持自己的立場。「我都話班靚仔淨係識攪事架啦！」搵到一個位可以入，多麼興奮！又可以繼續搬出一早預先想好的立場再次大書特書一番。

到頭來，很多人便變成「為反對『反對』而支持」。點解支持？因為唔應該反囉！在議事廳內，同樣事情也在發生。議員們為甚麼要支持撥款？因為唔應該反對囉！結果，對頭的議員提出的所有動議，建制派議員全數閉上眼否決了。你們知不知道議員的存在意義是甚麼？是鑑察政府！你們甚至不用表態支持或反對建不建高鐵。那是財務委員會，職責是去批撥款。就算大家全都贊成要建高鐵，你仍要質疑應不應撥這個數目的公帑。批錢的原則，就是有疑問未解決就要先解決才批。當然，有人會說反過來這豈不是變成「為反對『支持』而反對」了嗎？但基於審慎理財原則，這樣的一種反對態度卻反而是人民之福！

外面這麼多不同種類的聲音，總會有人是想說這個道理：請議員們小心批錢。但大家總愛扣帽子，說「所有」反對聲言都是想香港被孤立 = 想香港死。這是甚麼邏輯？甚麼道理？

我也說過，我是喜歡見到香港有高鐵這回事。但「想要」與「不清不楚地亂花錢」是兩回事。不要因為不想見到有反對聲音，便一股腦兒去支持另一方。又或者說，就算反對聲音中有人行為過激，或有人有政治目的（如順勢推銷五區公投），那與本來這筆錢有否被亂花有甚麼關係？

整件事的本質，就是有一群擁獨立思考能力的人，大家都對事件有不同的疑問，所以自發走在一起聯合行動。嘗試將其標籤、捉其「領袖」等技倆其實並不會解決到問題。真正方法？開始尊重每一位個人，不再將人以「組別」來區分和看待。說到尾，我們還是需要真普選。

Picture source: http://blog.tiney.com/?p=5470

請大家投票！

1. 請大家於本星期日參與2008立法會選舉的投票！

2. 不用說甚麼「神聖的一票」。投票本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是權利，也是義務。我們不是古希臘的城邦雅典，我們現在沿用代議政制，所以我們要指派一個代表自己意見的人代我們發聲。就是這麼簡單。

3. 如果你覺得呢樣唔好果樣唔得，又或者想讚呢樣做得好果樣應繼續…… 但又唔到你親口出聲表達，咁你係咪應該搵個與你同聲同氣的人代表你？

4. 用這個角度看，你投票時如果怕煩，最簡單的就是鍾意邊個就選邊個，不要理會他/她是否已會高票當選或他/她係唔係都做唔成。你的一票是用來表達你的意見，告訴大家那種聲音有多少人支持。

5. 所以，我提議大家不要理會那些「告急牌」和「鐵票」。不要讓別人告訴你去選誰。你可以從別人口中了解那些候選人是誰，但到最後都是要自己揀。要有足夠資訊之下揀，而不是「盲從」或「盲反」。如我所說，這是你的權利，不要將這權利拱手相讓予別人來操控。

6. 只要有根據自己意向投票，無論你選了建制派泛民派還是中間派，與及結果誰當選，其實都已體現了民主的一步。如果真係揀唔落（冇個識，或者冇個好），咁都應該去投，但投白票。即是唔 tick 任何一格。

7. 白票也是說話發聲的一種，也是你的權利（你有權表達你對所有候選人的不滿）和義務（你有義務甚至責任去讓大家知道這個社會怎樣想）。白票會被計算在內，所代表的聲音會被考慮。反之若因為同樣理由（冇個識，或者冇個好）不投票，只是代表了社會風氣未夠成熟，不適合自己話自己的事。

8. 最後一句：投票時間由星期日上午7時30分至晚上10時30分。全日由朝到晚流流長，出外飲茶前，下午去完街回家途中，食飽飯要落街散步消化一下…… 總有機會順道經一經投票站吧？

下面是朝倉總理（木村）在《Change》內長達二十二分鐘的全國電視講話。希望可以喚起大家投票的心吧！

CHANGE EP10

如想自動收到本網誌更新，請按 訂閱。

(閱讀全文)

網摘：羅范椒芬

一葉而知秋
「一向重視民望的煲呔，沒有理由不懂得這個是什麼遊戲，只是他一直沒有老老實實跟公務員說清楚，政府能夠「隻手遮天」的年代已經過去……」
「對於官員而言，政府就是受助機構的大股東，有權過問機構裡一切大小事務。總言之，「我叫你做就做」。對於官員來說，這是「管理」，與「干預」無關……」

說人解字﹕葉
「一葉而知秋，又要睇下係咩葉，係黃葉既，根據自然定律，枯榮有序，葉黃便要落，秋至係自然不過之事。相反，如果葉色翠綠，仍是生機勃勃之時，竟然隨風而落，此乃畸型的生態，可能係風聲太緊所致…… 」

究竟係香港政治生態畸形，定係你做左咁耐都唔X明！
「香港政治生態畸形，就畸形在有班有權有勢食阿公又惡X晒既獨裁宦官，大玩權術，壟斷政策決定，乜都要赢，乜都話晒事，跟住仲死都要話自己只係執行政務……」

Fanny
「教院風波報告最抵死的評語，係指各証人均受過高深教育，但証供互有出入，難猜故事的真像……」

蘋論：羅太的「最後一份貢獻」
「『畸形』不在於有了民意代表的 立法會，而是立法會的民意代表性不足。『畸形』在於有部份民選的立法會，卻沒 有民選的、具民意認受性的特首和他的主要官員。『畸形』在於沒有 民意基礎的 政治任命的問責官員去面對輿論和立法會，並將他們和不負政治責任的執行政策的公務員作區隔……」

(閱讀全文)